“自由贸易”被美国扔掉后 东方要崛起了

RECP,是上个月的热门话题。就在特朗普败选、白宫行将易主的当口,这个历时8年、经过31轮艰难谈判,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协议,签字落定。它覆盖亚太区域中、日、韩、澳、新、东南亚等15个成员国、23亿人口、25万亿美元GDP,经济体量、贸易总额均接近全球1/3。这么庞大的范围,有望走向经济一体化,实在令人振奋。

大家也都明白。它的意义,还不仅在经济层面。众所周知,2016年特朗普上台后,美国奉行“单边主义”,连续退出TPP、巴黎协议等多个国际组织,甚至宣称要退出WTO;把“与中国经济脱钩”成天挂嘴边,悍然发动多起贸易战。英国心领神会,2017年成功“脱欧”。“逆全球化”,好像才是新的时代潮流。加上今年危险的疫情,各国停航停运,经贸合作受到严重冲击;一时间,“去全球供应链”、“去中国化”的言论,甚嚣尘上。RECP的签署,不啻给它们一记响亮的耳光!马上卷铺盖回家的特朗普,不知对这个被昵称为“二胖”(首尾字母拼音)的协议,作何感想。当然,现在他怎么胡扯,也没人关心了。

关于“二胖”更详细的解读,媒体非常充分,不重复了。今天,我们仍然沿着上次《微评》的思路和话题,聊一聊国际贸易的理论与实践之争。

话说18世纪下半叶,亚当·斯密《国富论》问世后。人类社会的分工协作、市场交换,才是财富之源;市场规模越大、贸易壁垒越低,财富创造越多的“自由市场经济”理论,深入人心,成为古典经济学的基石。国际贸易方面,继斯密的“绝对比较优势”学说后,英国新的经济学集大成者大卫·李嘉图,又提出“相对比较优势”说;从理论上,雄辩地、清晰地阐述了自由贸易对提升效率、促进增长的巨大作用。

此时,英国作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源地,工业产能爆发式增长。于是,高举“自由贸易”理论大旗,理直气壮地要求各国打开国门、降低壁垒,接受英国的工业品。不接受的,就是“落后”甚至“野蛮”国家;大英帝国就会派坚船利炮,用战争的方式,给它上经济学课。19世纪末,美国得益于二次工业革命,迅速崛起、成为新兴世界工厂;有样学样,也不遗余力地鼓吹自由贸易,以更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后盾。二战结束后的二十年间,“美国制造”的商品,风行全球。

今天呢?也才过了半个世纪,这俩老牌帝国,竟不约而同地搞“脱欧”、“逆全球化”,与当年完全背道而驰,令人啼笑皆非。尴尬了吧?未必。很意外,贸易保护主义,也有著名的经济学理论为之辩护!这就要说到,19世纪另一位杰出的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了。面对伟大的斯密,他毫无惧色,指出“自由贸易”论的缺陷,针锋相对地提出另一套理论:“国民经济学”。

李斯特认为,自由市场理论整体没错,但忽视了“国家”的巨大作用。比如斯密认为,市场经济中的国家与政府,当好一个“守夜人”——维护法治与秩序的角色,也就够了;所谓“管得最少的政府,是管得最好的政府”。李斯特完全不以为然。他在名著《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》中指出,每个国家经历的发展阶段,比如原始畜牧业时期、农业经济时期、工商业经济时期等,是不一样的。在不同阶段,国家必须采取不同的政策,才能迅速推动经济成长。

至于斯密、李嘉图的“自由国际贸易”学说,李斯特认为非常幼稚。道理很简单,怎么保证国家之间,一定不发生冲突甚至战争呢?如果只考虑经济效率,重要物品简单依赖进口。万一被对方限制出口,自己又缺乏生产能力,那不是要出大问题吗?因此,他的核心观点是:“创造财富的生产能力,比财富本身更重要”!体现在贸易政策上,李斯特反其道而行之,提出要阶段性实施保护性关税,先保护本国工业体系成长,培育、增强其竞争力;等本国生产能力强大后,再实施自由贸易政策,重新回到斯密、李嘉图的理论逻辑。

值得一提的是,李斯特与斯密相隔了一个时代。所以,这场理论大战无法“现场对决”,但丝毫不影响其精彩。我们看到,李斯特的经济理论,正体现19世纪的德国——一个赶超型国家的内在要求。德国完成了国家统一后,某种程度上,正得益于他的思想,经济日趋繁荣;又赶上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浪潮,迅速崛起为新一代强国,有了与大英帝国分庭抗礼的资本。当然,如上次《微评》所述,也埋下了后面一战、二战的伏笔。

那么,如何评价这两种思想呢?经济理论的绝妙之处在于,很难简单说对与错——哪怕截然相反的观点。因为,现实经济(一般还掺杂现实政治),的确太复杂了!从斯密到李嘉图,他们的理论是“普世”性的,慨然“以天下为己任”,从全人类福祉的角度、把全球理解成统一市场,来考虑经济问题。国际贸易的“绝对优势”、“比较优势”学说,当然没有错。而李斯特更加现实。他的立场与重点,放在“本国”;强调国家应该有所作为,有意识地保护本国经济成长;阶段性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,是明智的。结论和前面截然相反,却也包含着非凡的真知灼见,后来被相当多追赶型国家采用。回顾咱们四十多年的发展历程,就不难发现李斯特经济思想的影子。

我们看到,理论之争的背后,映射出全球一体化格局下,各国间政治、经济明争暗斗的现实。不难发现,凡工业处于上升乃至鼎盛期,优势明显的“世界工厂”型国家,一般就高举“自由贸易”、“多边主义”的大旗,呼吁大家降低关税壁垒,开放市场;以最大限度获取利益、壮大综合国力,赢得政治上的话语权。而当自身产业处于弱势、竞争力有限的国家,哪怕是昔日的全球贸易霸主,也就倾向于奉行“本国优先”原则,采取保护性关税、避免本土产业受冲击而毁灭,徐图自强。亚当·斯密严厉批评的“重商主义”倾向,其实从来没有消失过。大型多边自由贸易谈判,达成协议之艰难,症结就在这里。

目前,欧美老牌列强,优势产业主要集中在高端制造、高科技军工、生物医药、金融、文化等。论综合实力、人均GDP,论富裕程度,仍然遥遥领先;然而,论众多(中低端)工业产品的生产能力,与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相比,已经远远不及,劣势非常明显。于是,咱们出口到欧、美的各类产品,从钢铁有色到服装鞋帽,动辄遭遇“反倾销”诉讼;甚至凡贴“中国制造”标签的,就要被严厉限制,转到东南亚比如“越南制造”才行。这些明显带有歧视性、蕴藏政治意味的考虑,是西方施行“单边主义”,搞“逆全球化”的真正底牌。至于曾奉为圭臬的“自由贸易”理论,早扔到爪哇国去了。

最后,谈一点其他联想,或者说感想吧。其实,当“二胖”横空出世,即使不包括印度,经济体量也超过北美、欧洲自贸区,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区时。可能,我们还见证了一个重大的历史时刻:东方(亚洲)重新崛起,回到领先地位。

众所周知,自1493年“发现新大陆”之后,积贫积弱了上千年的欧洲,在以后300多年的时间里,不可遏制地崛起。大致从19世纪“维多利亚时代”开始,全面碾压和控制东方,为时约200年。历史上曾经辉煌灿烂,政治、经济、文化都雄踞世界的亚洲国家如中国,一败涂地,成为落后的代名词。似乎只有成功“脱亚入欧”如日本,才能成为列强的一员。

然而。这种趋势,1950年代起、已经悄悄逆转。随世界范围的产业转移,制造业重心逐步转向东亚,“亚洲四小龙”、中国、印度、东南亚经济次第强盛起来。进入21世纪后,积累深厚的西方,领先优势仍在,但差距已经明显缩小;《西方的衰落》这类著作,日益成为当代史研究的主流。那么,“二胖”隐含的“亚洲经济共同体”,会不会使这个趋势更加明显,甚至最后终于能压制西方,重现历史的辉煌呢?我们且拭目以待。

本文作者为程迅博士,感谢大力支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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